AI改变工作之后，政府准备好了吗？Pritzker谈就业、公共服务与技术权力

一、嘉宾背景

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JB Pritzker做客Nilay Patel主持的Decoder时，节目提到他正在竞选连任。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就业、隐私与公共服务问题，他既以州级行政负责人的身份作答，也提及自己从商和进入科技领域的经历。他说，自己担任州长前是商人，来自科技界，并主张政府主动保护劳动者和纳税人。访谈没有进一步展开他的具体商业履历。

Pritzker用政府内部的组织方式解释自己如何履行这一职责。他介绍，自己任命了四名负责统筹相关部门的deputy governors，这些职位不同于民选的lieutenant governor。公共卫生、人类服务、医疗与家庭服务等关联部门由共同负责人协调，目的是打破部门壁垒，减少围绕项目控制权产生的分歧。在他的叙述中，政府采用技术的能力，与能否协调机构、明确责任紧密相连。

他把影响最重大的决定留给自己，在作出判断前，让相关专家充分辩论。他还半开玩笑地说，即使有九成把握认为自己正确，也仍有一成可能完全错误。这句话表达的是对判断可能出错的承认，并非经过测量的决策准确率。他一方面要求政府更积极地承担保护责任，另一方面也承认，行政负责人需要依靠专业知识和组织协调来作出决定。

二、本期主要内容

Pritzker谈就业，首先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约4%的失业率被视为接近充分就业，AI发展之后，常态失业率是否可能变成7%，甚至10%？他没有断言大规模失业必然发生，而是以这种可能性说明提前准备的必要。岗位数量之外，他更担心人们能否保有工作带来的尊严、获得足够收入，以及替代劳动所创造的收益是否只会落入极少数人手中。

保护劳动者和纳税人的责任，很快遇到州际招商的约束。Pritzker表示，伊利诺伊州仍须提供有竞争力的优惠，否则可能无法进入企业的候选名单。他希望尽量减少财政让步，并用其他条件吸引企业，例如为工厂项目安排专人，协调各部门的许可流程，减少等待而不降低标准。他用可能带来一千至三千个岗位的项目说明这项服务面向的需求，并未将这些数字列为已经实现的招商成果。要减少各州竞相让利，他认为联邦层面协调竞争条件值得讨论。

公共服务讨论从居民如何找到帮助展开。Pritzker介绍，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入口Beacon整合了此前大约七条求助路径，让家庭能够寻找治疗师、精神科医生，以及包括Medicaid在内的支付支持。他又以出生公平倡议和部分家庭可领取免费尿布为例，指出项目存在并不意味着居民知道它们。对同时做几份低薪工作的人来说，发现资源、了解资格和申请办法，本身就是一道门槛。

Patel由此提出，能否让AI引导居民查找政府资源、办理相关事务。Pritzker支持谨慎探索这一用途。他介绍，州政府设立的AI cabinet汇集机构负责人、应急管理部门、州警和大学专家，共同考虑隐私、安全与效率。他也承认，部分机构人员对AI潜力与风险的理解仍然不足。访谈说明了政府如何组织讨论、打算探索什么，但没有提供AI导航改善公共服务的成效数据。

疫情期间的经历，让行政能力的缺口变得具体。Pritzker回忆，常规采购程序无法满足三天内拿到口罩的需求，伊利诺伊州也一度没有按地区掌握可用病床的系统。他说，各州相互竞购，使预期约七十五美分的N95口罩涨到八美元；他曾要求联邦政府介入生产，并向特朗普请求两百万个口罩和四千台呼吸机，特朗普作出承诺后并未交付。这些价格、数量和交付情况，均出自Pritzker的疫情回忆。

人才是他提出的另一项政府能力问题。他希望更多理解技术、AI、隐私和企业行为的人参政，并增强政府制定政策的专业能力，但反对任期限制和统一年龄上限，强调应由选民作出选择。从招商协调到公共服务，再到应急采购，他反复讨论的是政府能否获得所需的人才和信息，并让不同部门共同处理问题。

三、核心观点：推理、例子与边界

Pritzker对AI就业风险的担忧，同时涉及技术收益的分配和社会承受冲击的能力。如果劳动者失去收入和工作尊严，替代劳动的收益却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政府就需要提前准备。他提出的4%、7%和10%是用来说明风险的假设情景：访谈没有提供预测模型、实现时间或AI对净就业影响的测量。这些数字表明了他的政策关切，尚不足以支持对未来失业率的判断。

州际招商让保护劳动者与纳税人的主张面临现实张力。政府希望少付出财政优惠，又担心企业转向其他州；一个州即使愿意减少让步，也无法决定竞争者的条件。Pritzker提出的专人许可协调服务，意在通过减少等待，降低企业对财政优惠的需求，同时维持审批标准。行政效率由此成为招商条件的一部分，但流程优化能替代多少补贴，访谈并未给出答案，州际竞争也仍然存在。

他对企业自律的批评同样着眼于个体利益与共同保障之间的落差：各家公司追求自身利益，无法自动形成充分的隐私与安全保护。Patel以Meta为例，追问企业在不同领域的监管主张是否一致。按照他的描述，Meta在儿童社交媒体保护上要求竞争者共同接受限制，以免用户转移；谈到AI监管时，Zuckerberg却强调竞争和市场的作用。这个比较提出了一致性问题，但本身不足以证明两类市场应接受完全相同的监管。Pritzker称伊利诺伊州的AI Safety Measures Act是全美最严格的AI安全立法，同时认为逐州治理不足，并批评联邦行政部门与国会缺乏行动。“全美最严格”是他的评价，访谈没有独立确立这一比较。

隐私讨论的重点，则从单台设备转向设备、数据与检索能力的连接。Patel对比了孤立的车牌读取器与接入数据库的联网摄像头：记录一旦能够关联，搜索范围就可能延伸至全国。他还指称访问控制薄弱，并提到警务人员利用系统追踪伴侣的报道；这些指控没有在对话中得到独立核验。Pritzker认为，AI支持的即时追踪，与取回SD卡后逐一查看记录有实质差别，因此需要每年重新审视隐私保护。他也承认政府可能跟不上技术变化，定期修法仍不足以保证保护措施始终有效。

Patel进一步提出，持续监听在经济上可能变得更可行，云端照片搜索和人脸识别也在挑战过去对公共空间隐私的理解。他批评美国缺少联邦隐私法，但没有据此断言每台设备都在持续监听。谈到公众反弹，他把疫情后的政府侵入感与反对联网监控的情绪联系起来。Pritzker认可隐私担忧有其根据，同时提醒错误信息和阴谋论也会传播。两人的解释提示了不同因素，尚不能据此把所有反对意见归结为同一个原因。

Pritzker倾向于针对具体用途设置限制。他以伊利诺伊州限制AI用于心理治疗为例，指出过度收集信息和缺乏人性关怀的问题；他还设想，让重视隐私保护的AI监督其他AI，但没有说明如何实施。他反对全面关闭AI，也对医疗进步抱有期待，认为AI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活到100岁或110岁。这是他的预测，访谈没有提供AI促成这一寿命增长的因果证据。

数据中心带来的是另一类治理问题。Pritzker主张区分设施监管与AI监管，把居民对建设项目的反对与用电需求、电费和生活成本联系起来，并提出增加电网容量、改善输电。按他的说法，伊利诺伊州约53%或54%的电力来自核能，核电发电量在各州领先，而且向外输出电力，但俄亥俄州的数据中心仍可能通过区域输电组织的定价影响伊利诺伊州电费。这些都是他在访谈中的陈述，节目没有独立核验。这个例子提示成本可能跨州传导，但没有账单分解，无法据此计算具体项目应为多少涨价负责。

访谈最后的核武器类比，显出了Pritzker乐观判断的限度。他承认AI可能带来存在性风险，同时以人类迄今避免核毁灭为依据，相信国内规则、盟友合作乃至某种威慑安排仍有可能发挥作用。Patel指出，前沿AI由相互竞争的私人公司开发，部分领导者还认为机器可能具有意识，政府对它的控制程度与核武器不同。Pritzker承认AI已经广泛扩散，并不完全受政府控制，因而呼吁伦理学家、技术人员与政府共同参与治理。他没有明确回答AI是否有意识，Patel则明确表示自己不相信AI具有意识。核武器的历史为合作提供了参照，却没有直接给出适用于AI的制度方案。

四、学习与应用

Pritzker的招商经验提出了一个可以具体检验的问题：企业等待究竟发生在哪些部门和许可交接处，协调能减少多少时间，又能否因此减少财政优惠？评价专人服务，需要同时考察流程耗时、审批标准是否保持，以及政府最终付出的财政条件。他的介绍提供了改善行政流程的方向，但没有证明补贴可以全部取消。只要企业仍能拿其他州的条件谈判，州内改革就无法替代州际或联邦协调；他对逐州AI治理不足的判断，也提醒政策讨论必须考虑行动层级。

公共服务的改进，可以从居民完整的求助过程来检验。入口是否清楚，服务信息是否齐全，支付支持能否找到，最终能否申请或获得帮助，都比单纯增加一个查询工具更有意义。Beacon把寻找专业服务与支付支持连接起来；出生公平倡议和免费尿布的例子，则说明资源可能存在，却没有被需要它的人发现。若探索AI导航，可以先限定清楚服务范围，由负责部门核对信息，再观察居民能否走到实际申请或求助环节。访谈尚未提供这类成效证据，成立AI cabinet本身也不能说明居民已经受益。隐私、安全和效率仍须共同评估，信息收集的范围不能只由自动化是否方便来决定。

疫情回忆可用于检验机构的应急准备：哪些决定必须上报，哪些资源状况无法及时掌握，常规流程会在哪种时间要求下失效？病床信息缺口与口罩采购压力需要分别处理。前者涉及信息汇总和协调，后者还涉及供应、生产与州际竞价。Pritzker关于价格和联邦交付的回忆，无法单独证明某种采购制度更优，也不足以支持普遍绕过程序。增强政府的技术能力，同样需要考察人员能否解释系统、质疑方案和形成政策判断；按照他反对统一年龄上限的立场，年龄不能直接代替能力评估。

审查监控系统时，问题也应覆盖数据如何连接：哪些资料会被关联，谁能查询，搜索能否跨越地区，何时需要授权，不当访问之后如何追责？这些问题是从访谈对系统能力的比较中推导出的审查方向，尚不是经过验证的整改方案。Patel对联网检索的描述、他转述的滥用报道，以及他对持续监听经济可行性的判断，需要保持区分。Pritzker提出每年重审隐私保护，也承认政府可能赶不上技术变化。至于用AI监督AI，仍须说明监督对象、访问权限与人工责任；在机制明确之前，它只是一个设想。他对AI医疗前景的乐观预测，也不能作为削弱具体隐私保护的成效证据。

评估数据中心项目，需要分别查明设施负担与AI用途。设施问题涉及新增用电需求、电网容量、输电条件和成本分配；AI用途则涉及数据使用、劳动影响与安全责任。居民对附近项目的反对可能与电费和生活成本有关，但若费用经区域电网传导，仅阻止本地建设未必能够消除负担。Pritzker关于伊利诺伊州核电、向外输电，以及俄亥俄州数据中心影响本州账单的说法，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的线索，仍需具体项目和区域定价证据支持。

更宏观的治理主张，则需要接受一致性与实际控制能力的检验。企业要求行业共同接受限制，或主张依靠自由竞争时，都应说明用户转移、成本承担和竞争压力如何影响其判断。Meta在社交媒体与AI议题上的不同立场值得追问，但这种差异本身不能使所有主张自动失效。同样，引用核武器治理经验时，需要说明政府控制哪些环节、私人开发者承担哪些义务，以及跨境参与者如何受规则约束。Pritzker承认AI可能带来存在性风险，也承认它已经扩散、并不完全受政府控制。伦理学家、技术人员与政府共同参与，是他提出的方向；访谈没有解决AI意识问题，也没有证明协调必然成功。制度讨论仍须逐项处理这些未决条件。

来源

• 原始节目：JB Pritzker’s frightening theory about AI and jobs | Deco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