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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接过基础工作,下一代专家从哪里来?Anthropic内部的工作变化

Paul Roetzer与Mike Kaput通过两份Anthropic报告,讨论员工预期、招聘结构、智能体使用与人的注意力如何相互影响。贯穿讨论的问题是:企业在提高当期效率的同时,如何保留培养判断力的机会、重新安排员工,并让效率收益转化为职业成长。

PublisherWayDigital
Published2026-10-25 02:11 UTC
Languagezh-CN
RegionCN
CategoryEssays

一、主讲人与议题背景

本期《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w》由Paul Roetzer与Mike Kaput主持,围绕Anthropic的两份AI与工作报告展开。现有材料未显示有受访嘉宾。

Mike介绍的两份报告回答了不同问题:一份比较Anthropic员工与美国公众对AI的预期,另一份考察AI如何改变Anthropic内部的工作与就业。Paul则将报告与自己在主题演讲中提出的“架构师、编排者与学徒”框架联系起来,重点讨论专业人士如何学习、作出贡献并获得晋升。他关注的不只是任务能否自动化,还包括专业能力如何形成,以及新人如何成长为管理者和领导者。

据Paul转述,内部就业报告综合了就业、AI使用、产出、员工调查、内部通信、日历和招聘决策数据,并结合17次员工访谈。这些材料提供了观察组织变化的多个角度,而节目呈现的是两位主持人对报告的解读。阅读时仍需区分报告记录的变化、受访者对未来的预测,以及Paul提出的价值判断:三者各有意义,却不能合并为已经得到证实的就业结论。

二、本期主要内容

第一份报告呈现了Anthropic员工与美国公众对AI未来的预期差异。据Mike介绍,公众样本包括近11,000名在8月接受调查的美国成年人,调查结果经过加权,以代表美国成年人口。两组人对AI当前能力的总体判断接近,但谈到2030年,答案明显分开:91%的Anthropic员工预计AI能够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美国公众的对应比例为39%;超过一半的员工认为,届时AI可以承担自己当前至少80%的工作时数,而美国劳动者中只有5%这样回答。这些数字记录的是受访者的预测,不能视为未来能力的测试结果,也不代表相同比例的岗位将会消失。

第二份报告把视线转向Anthropic内部的招聘结构。Mike转述,初级员工在技术招聘中的占比从27%降至9%,在技术员工总数中的占比从21%降至14%。2025年12月之后,初级岗位发布量下降尤其明显,与此同时,技术招聘总量仍在增长。将这几项变化放在一起,才能看清报告所描述的结构:公司继续扩张,初级岗位在招聘和员工构成中的份额却在收缩。不过,仅凭占比变化,仍无法确定初级招聘人数究竟减少了多少,更不能据此认定发生了裁员。

产出和工具使用也在变化。Mike说,报告描述了采用AI工具后,每位工程师产出更多代码、每位销售代表完成更多交易,以及更多合同得到处理。Paul还介绍了一个非技术员工群体:研究者以基线期没有代码提交记录为识别条件,并排除新入职者。这个群体的编程类智能体会话,从2025年8月的每月2次增加到2026年5月的90次。会话数量表明使用频率显著上升,结合群体的识别条件,也显示编程工具正被非技术员工使用;但它不能证明编程能力、业务价值或有效产出按相同比例增长。

行政工作呈现了另一条变化路径。Paul把Anthropic相对精简的行政人员配置,归因于智能体协助、自动审核和工单服务外包的共同作用。人员结构背后有多种组织手段,不能将全部变化归结为AI。这些例子共同呈现的是任务、工具与人员需求的重新组合,尚不足以得出一个可以直接套用于所有公司的统一替代率。

三、核心观点:推理、例子与边界

对AI未来的判断为何相差如此之大?Mike援引Karpathy的解释:主要用AI搜索和写作的人,与深入使用先进编程和数学模型的人,接触到的能力并不相同。后者可能看到,过去需要数周或数月的项目,如今据称能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完成。这种经验差异有助于理解预期分歧,但不能证明深度使用者的预测必然正确。更强的模型、更适合自动化的任务会改变个人判断,也可能让人低估其他工作环境中的阻力;节目没有独立验证预期差异的成因。

Paul把问题进一步推向人才培养。研究、起草、分析、协调和执行既是需要交付的工作,也是新人积累经验、形成判断的过程。组织过去正是通过这些基础工作,逐步培养能够独立决策、管理和带队的人。如果AI接手越来越多的执行任务,企业可能提高今天的产出,却压缩培养明天专家的空间。组织仍然需要成熟的判断力,但员工练习判断的机会可能减少。这是人才培养制度需要回应的风险;节目并未证明传统培养方式已经全面失效,也没有给出经过验证的替代体系。

人的注意力,则构成执行能力扩张后的另一重约束。Mike介绍的“六倍”,比较的是智能体运行时间与按每周40小时假定的人类工时。这个数字反映机器活动的规模,不能换算成六倍有效劳动、六倍生产率,或六个人的替代量。智能体可以并行运行,人的阅读、取舍和批准却要落实到具体决策中,两种时间不能直接等同。

阅读负担的估算更清楚地呈现了这一边界。主持人转述,如果非技术员工读完自己交互式Claude会话的全部输出,可能需要超过半个工作周。Paul解释,计算方法是把输出token换算成字数,再套用假定的平均阅读速度。因此,这个数字估算的是潜在审阅需求,并不意味着员工实际花了这么久逐字阅读。当内容生成越来越便宜,决定哪些内容值得看、哪些结果可以信任,就可能成为流程中更稀缺的工作。

员工搭建仪表盘、监控系统和智能体指令,工程师开始管理智能体,招聘经理更强调自主性与判断力,这些变化都与审阅和决策的重要性上升相呼应。Paul用“编排者”概括这种角色变化。不过,工作并未因此全部转向战略。节目明确提到,销售电话、访谈和会议等需要人与人互动的实施工作,仍由人承担。Paul转述的“战略工作从20%增加到90%”,是一名员工对自身工作的描述,并非对全体员工时间分配的统一测量。编排是否有价值,仍要看它如何改善具体任务,不能只看一个人管理了多少智能体。

编排也依赖完整、可访问的上下文。Paul指出,如果线下会议作出了决定,却没有留下纪要,智能体就会缺少继续工作的关键依据,组织也因此面临把工作移入智能体可见沟通渠道的压力。他借Zapier开放沟通的做法,以及一位Shopify负责人关于学徒学习的论述,把记录的价值延伸到人的学习:如果解决问题的过程只留在个人与智能体的私下对话中,其他员工也无法观察判断如何形成。让协作过程可见,可能同时帮助智能体衔接工作、帮助新人学习。不过,这些例子只是主持人用来说明问题的材料,尚不能证明开放沟通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学习,也不能据此主张所有信息都应无限公开。

四、学习与应用

Mike建议读者仔细研究内部就业报告,并追问:即使其中只有一部分变化发生在自己身上,对职业、公司和员工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适合作为组织情景推演的起点,但推演时应分清报告描述、员工预期、主持人的解释和价值主张。Paul在主题演讲中设想过,一家100人的公司完成1,000人乃至10,000人的工作,人均收入从25万美元升至250万美元或2,500万美元。这些是用来探讨组织变化的情景,并非本期内部数据已经证实的结果,不能直接转化为预算承诺或裁员依据。

人才培养可以从梳理岗位任务入手:哪些基础工作适合交给智能体,哪些工作过程仍承担训练判断力的作用?沿着Paul提出的问题,一种可尝试的安排是让新人先形成简短判断,再与智能体方案比较,由资深员工解释最终采用或否决的理由。记录也应保留问题、备选方案、纠错和反馈,而不只留下最终答案。这样的安排需要资深员工投入时间,短期吞吐量未必最高,目的在于让自动化后的工作仍包含练习和反馈。这是由节目讨论推导出的管理建议,尚未经节目验证,适合先在有限任务中试行,再观察新人能否独立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让部分人机协作过程可见、为关键决策留下记录,也可以为这种学习提供材料。

对于现有员工,Paul支持通过新产品、新市场和业务增长创造工作,并建立灵活的人员再配置机制。落实到自动化试点,可以提前明确节省的时间将用于哪些工作、由谁负责培训,以及何时检验这些新任务是否真正存在。但再配置也有局限:讨论承认,承诺安置在职员工可能增加未来用人的负担,使企业对新增招聘更加谨慎;内部转岗也不能直接解决初级招聘放缓。保留现有人才与维持新人入口,是需要分别处理的问题,一项转岗承诺无法覆盖全部人才政策。

效率收益也需要从职业成长的角度衡量。Paul主张,AI部署应当让人受益,让职业与公司共同发展,而不只是追求利润和人均收入。他还提到另行公布的Anthropic Public Benefit Fund安排:其中5%的股份承诺仍以股东批准为条件,后续可能采用捐赠或直接分配的方式。这个附带条件的安排不能写成已经完成的补偿;Paul也追问,财务分配是否足以回应人对目的感和意义的需要。用于组织决策时,经济保障、学习机会和有意义的职责应分别考察,不能用一个财务指标代替所有目标。

Anthropic的经验可以帮助企业检验自身准备是否充分,但不宜当作统一时间表。Paul估计,其他先进采用者可能落后Anthropic约18个月,某些行业可能还需要3至5年才会出现类似变化。这些是他的判断,并非经过验证的采用进度。企业可以据此为不同速度准备可调整的方案,再根据自身任务的实际变化更新判断,提前处理培训与协作问题,而不必仅为追赶节目中的时间估计就仓促改变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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